教师风范
理论是学问的灵魂
——刘景禄同志访谈录
文章来源:《学习时报》 [作者:]  发布时间:2018-04-1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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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刘景禄

  笔名刘耕路,原中央党校文史部主任,教授。第九、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,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。著名红学家,出版《中国的诗词曲赋》《红楼梦诗词解析》等书籍,创作电影文学剧本 《谭嗣同》,是1987年版电视剧《红楼梦》三名编剧之一。

  “对于学问,不但要知道它本身,还要追问它的含义,了解隐藏在各类现象背后的那种精神、精髓,把这个追问出来,那才叫学问。”

  “学习哲学的目的,是帮助你在从事学问研究的时候,不仅要埋头材料的整理,还要有更高一层的形而上的思考。”

  采访者:刘老师,您好!这几年党校发展很快,每年都有一批年轻教师入职。大家普遍希望了解的是,党校的老一辈教师在多年教学治学的成长经历中,有哪些体会和感悟,请您和大家分享一下。

  刘景禄:作为一名老教师,要说讲点体会,我想谈三个问题。

  第一,要深化理论意识。理论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,或者说是在某一个知识领域里的概念或原理的体系。我的体会是,理论是学问的灵魂,学问要用灵魂来统帅。作为研究学问的人,特别是作为中央党校的教师,我们认识事物不能停留在感性阶段,一定要有理论素养。比如说,房子是由砖、瓦、木料建成的,但一堆砖瓦放在那里,还不是房子。人们只有按照建筑学理论作出设计图纸,把砖、瓦、木料按照一定的比例和结构搭建起来,才是房子。而建这个房子的构想,就是理论。学问是由知识构成的,但是一大堆知识、一大堆没有系统的知识是构不成学问的。只有按照系统的理论,把你所知道的知识建立起一种成规律的、有规则的体系,这才叫学问。大家所熟知的宋明理学,包含理学、心学,代表人物有“北宋五子”、朱熹、陆象山,后来还有王阳明等。这个理学是从儒学发展来的,是儒学发展的一个全新阶段。儒学《中庸》里面讲到,“博学之,审问之,慎思之,明辨之,笃行之”。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把前面四项“学、问、思、辨”,作为修养身心的过程,以达到人格的圆满,也就是按照儒家思想建立一种完整的饱满的人格。如果你只知道孔子说了些什么、孟子说了些什么,这还不是学问,你只有通过学、问、思、辨,把它变成一种理论体系,这才叫学问。所以说,理学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对自然、对社会、对人生价值的一种构建,这就是影响中国数百年的理学。

  我们古人讲究才、学、识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写了一部书叫《史通》,提出研究历史、书写历史,就要有史才、史学、史识。后来到清代,著名学者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》又加了一个“德”,叫德、才、学、识。我们通常讲,一个人有才、有学问、有见识,其实这三项不是并列存在的,最重要的是“识”。“才”就是天资;“学”是知识的积累;才和学最后都要落到见识上。一个人说佩服某人,其实是佩服他的见识,见识高低,决定了人的能力和水平。这就看出理论的重要,能拨开纷乱的现象,抓住问题的实质。所以才、学、识,见识是最重要的,而见识是靠理论来形成的。

  采访者:您曾经谈过一个观点,知识的价值和运用它的能力成正比,请您再谈谈您的认识。

  刘景禄:掌握同样知识的,但运用效果可能不一样,主要取决于见识。我举个例子,庄子的《逍遥游》里有个故事,是讲春秋末年时,有一家人祖传有不皲手之药,冬天擦在手上沾水以后不皲裂,用这个药涂手漂洗麻布,以此为生。后来有一个人知道了这个事,就到他家来,用一百金来买这个秘方。这家人高兴坏了,就把秘方卖给了他。后来吴越争霸时,两国冬季里在南方水乡交战,这个人就把秘方献给了吴王,吴王就用这个方配成的药,给士兵抹上,冬天手脚就不会皲裂了,为后来打败越人起到了重要作用。这样一来,献药的人自然就有功了,吴王给了他一块地,封他为侯。可见,同样一个药方,有的人只能用来养家糊口,另一个人用它裂地封侯。那么后者就是有见识的。所以我一直强调,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理论素质和能力,形成自己深刻、独到的见识。这就需要锻炼和培养这几项能力:一是观察和捕捉问题的能力,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,怎么样过滤、筛选得出结论。二是分析能力,分析社会事物和现象的能力。三是归纳能力。四是联想能力,看到一个现象能够举一反三。五是创造性思维能力。这些能力都是靠理论思维来完成的。

  采访者:那么,怎样才能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呢?

  刘景禄:有一门学问,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,都应该有所涉猎的,那就是哲学。我经常建议周围的年轻人要多学点哲学,不是要让你当哲学家,而是要训练你的思维能力。有人说哲学是“思维的体操”,可以训练思维,我很认同。我们都知道,“哲学”在古希腊就是爱智慧的意思。学哲学可以使脑子更灵活、更有穿透力。通过学习哲学史,知道那些思想家对自然、人生、社会思考了些什么,了解他们是怎么分析问题、归纳问题的,可以开阔自己的思维空间,丰富自己的思维内容。从孔子、孟子、老子、韩非子到二程、朱熹,再到晚清的康有为、梁启超等等,如果这些人的思想,我们都了解一些,那么对我们传统文化的掌握,对我们的思维方法和思维能力,都是极好的锻炼和提高。当然国外哲学家从苏格拉底到罗素,也要涉猎,我们至少要做到中外兼知。

  学习哲学的目的,是帮助你在从事学问研究的时候,不仅要埋头材料的整理,还要有更高一层的形而上的思考。就像20世纪20年代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说的,“身在故纸堆中,心在瞭望台上”。整天看书本,进去出不来是不行的。这也就是说,对于学问,不但要知道它本身,还要追问它的含义,了解隐藏在各类现象背后的那种精神、精髓,把这个追问出来,那才叫学问。所以我认为,哲学是所有从事人文学科、社会科学的人都要学习的一门学问。

  采访者:您刚才谈的都是关于理论意识方面的,您说的另外两点体会是什么呢?

  刘景禄:我的第二点体会就是要拓宽知识基础。《礼记》里说:“学然后知不足,教然后知困。”知识的多少和自我感觉成反比,越有知识的人越觉得自己知道的少,知识越贫乏的人越感觉自己学问大。欧洲有个“无知的圣人”,就是苏格拉底,他说:我除了确切地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之外,别的我一无所知。他是谦虚吗?不是。

  有本书叫《夜航船》,作者是张岱,他是明末清初很有名的大学者。什么叫夜航船呢?南方水乡出门都要坐船,入夜船家也舍不得用油给你点灯,大家就在船舱里坐着聊天。张岱就说,天下学问只有在夜航船中最难对付,因为大家天南地北地说,不知道说到哪里去,你要是不懂的话,就很容易露怯。这里面他讲了一个故事。有一个读书人,非常傲慢,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还有一个和尚,非常谦虚好学,他对这个读书人有一种敬畏之感,听他讲话腿都不敢伸开。听来听去这个和尚就觉得这个读书人是不懂装懂。他们当时聊到孔子很有名的弟子之一澹台灭明,这个老和尚就问读书人,这个澹台灭明是一个人呢,还是两个人呢?他说:“当然是两个人啊。”这个和尚明白了他是瞎说,就说:那我的腿可就要伸开了。这个读书人又把“尧舜”说成是一个人,又出一次丑。

  采访者:的确,学问马虎不得。您觉得应该如何做学问呢?

  刘景禄:学问从何而来,除了社会实践外,那就要读书。读书有几种态度:一种是好读书不求甚解,这是《五柳先生传》里面的话,这个五柳先生说的就是陶渊明本人,当然这里有一些自我调侃的意思。一种是不读书好求甚解。不愿意下功夫读书,又装的好像什么都懂,比如上文说到的那个读书人,这当然是不可取的。还有一种是好读书必求甚解。这个自然最好了,但要所有的书都要求甚解很难做到。读书应有粗细深浅之分。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弗兰西斯·培根讲读书要有三类态度:一种是浅尝辄止,一种是囫囵吞枣,一种是细嚼慢咽。我把他的话用我们的成语“改造简化”了,但意思不差。人一生就那么几十年,读遍所有的书任何人也做不到,必须分出轻重缓急,有粗读,细读,精读之别,重要的不仅要精读,甚至要背诵。

  中国古人做学问讲究“博”和“约”,有人主张由博而约,就是从多到少;有人主张由约而博,就是从少到多。按我们古人的习惯,经书是最重要的了,即儒家经典。有的人主张“通百经而后通一经”,有的人主张先读一经,把一个弄明白了,再弄其他的。我个人觉得,由约而博或者由博而约恐怕是同时的,既要知道全面又要有重点,既有重点又要全面。学人文学科、社会学科,我主张知识面宽一点好。鲁迅给一个年轻人写信,说读书好像蜜蜂采蜜一样,各种花都落一落,这样的蜜营养才丰富。这就是由博而约和由约而博的关系。

  另外,我想讲一点最重要的就是,求知欲最重要。《论语》里讲孔子一个学生,有人问他,你们的老师孔子是什么样的人?他回答不上来,就把这件事告诉孔子,孔子说,你为什么不说“其为人也,发愤忘食,乐以忘忧,不知老之将至云尔?”这就是说他求知欲特别强。孔子还说过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,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”,知道学问有用,不如爱好更近一层,至于你陶醉其中,欲罢不能,这就比“好之”还要进一步达到最高境界了。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曾受教于周敦颐,周即令二程探求“孔颜乐处”(孔子和颜回的精神追求),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享受是局外人难以体会的。有时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并不一定怀有明显的功利目的,比如20世纪初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普朗克说,科学知识和科学的发现是由那些不怀任何实用目的、专心求索的人取得的。

  20世纪初清华研究院有四位学术大师:梁启超、陈寅恪、王国维、赵元任。赵元任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,被称作“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”。有人问他,你留美是学数学、学物理的,怎么后来成了语言学家了?他说:“好玩。”他这么回答其实是很严肃的。爱因斯坦曾经说,爱好是最好的老师,趣味引导他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。罗素在20世纪20年代到中国讲演,到湖南时,赵元任给罗素当翻译,用地道的湖南话翻译。湖南人很奇怪,说赵先生你离开家乡这么多年,你这湖南话还说这么好?其实他不是湖南人也从来没去过湖南,他就是喜欢研究方言,并且有语言天赋。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,必须对自己从事的专业由衷的热爱,全身心的投入,才能取得成就。

  采访者:您的第三点体会是什么呢?

  刘景禄:就是强化技能训练。作为一个知识分子,一个教师,需要有相当好的接受能力和表达能力。接受能力,应该学点古文,《尚书》《左传》可能读起来稍微困难,但是唐宋以来的,韩愈、柳宗元,一直到王安石、苏东坡,他们的文章应该能够读懂,这个能力是需要训练的。再一个就是学习外文,懂外文,能直接读外文的东西。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如果不懂外语,不能直接引用外文的资料,我觉得是不完整的。还有就是表达能力,一方面是书面表达技能,另一方面是口语表达技能。文字表达能力强,就是写文章写得好,干净利落、逻辑严密、层次分明。中国古人把教师这个职业称作“舌耕”,即靠舌头吃饭。所以做教师口语语言表达能力必须要好。西方古代教育强调“七艺”即七门课,语法课、修辞课、逻辑课,是七门课程的前三项,这些都是训练人的思维和表达能力,只有这些过关以后,才能学别的,可见对表达能力的重视。

  采访者:现在年轻人也面临着工作的压力,从您个人治学多年的经验来看,博彩公司大全:怎样调节工作压力、不断提高授课质量?

  刘景禄:把课讲好是我们教师的责任。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任课非常多,有时一学期里周周都有课。每次我一进教室,学员都笑呵呵地看着我,说明他们愿意听我讲,我很受鼓舞。为了讲好课而充分准备,这对我也是一种乐趣,因此我不感到有多大的压力。除了讲课、搞研究、写论文、写讲稿以外,我还搞过一点影视剧创作。做这些工作,当然累、当然苦,但是苦中有乐。有了乐趣,做事就不显得那么苦了。

  (访谈整理:薛伟江 田玉珏 李政)

  (网络编辑:张慧婷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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